当人们回顾2008年、展望2010年的世界经济时，次贷危机依旧是一个必须讨论的命题，它引发了人们对于上个世纪末流行的美国新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以及对于将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新探讨。
　　
　　一、次贷危机引发的理论再思考
　　
　　（一）对于美国新经济的再思考
　　
　　“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人们对新经济概念的界定不尽相同，意见比较统一的表述有如下几种：1.“新经济”是不同于传统经济的一种新的形态；2.“新经济”是以信息为主导的经济；3.“新经济”是高科技经济和知识经济；4.“新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即“知本经济”；5.“新经济”是创新经济，尤其是观念、制度创新的经济；6.“新经济”是风险经济、创业经济或企业家经济；7.“新经济”是注意力经济或眼球经济即吸引“点击”和他人注意力的经济；8.“新经济”是全球化经济或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9.“新经济”是数字化经济即信息从模拟进步到数字的经济。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总之，20世纪末，在谈论美国“新经济”时，人们大都把目光投向技术和工程发明层面，讨论信息技术、网络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影响。
　　笔者在2000年时曾提出，美国“新经济”具有其他国家无法仿效的特点：风险投资的社会化、国际化；高新技术的数字化；经营管理结构的虚拟化，经济政策的鼓励等；这些经济制度框架创造了美国新经济的运行方式，其他国家在短时期内基本无法套用美国的这一框架机制。笔者尤其认定，美国的风险资本在新经济中经历、完成了证券化的过程（如NASDAQ市场），风险投资从富有者的专利变为大众的行为，不仅中小投资者可以介入风险投资，使得资金集中、数量急剧扩大，同时投资风险也分摊到大众投资者身上。今天来看，这一过程既有效率的超常规跃进，也在酝酿着巨大的风险。工程科学与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新经济条件下，金融创新和衍生工具这些社会科学与工程的边缘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实践，比任何真正纯工程学的发明意义要大，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要深刻得多。次贷危机最终向人们展现了这一点，使得人们对于20世纪末美国新经济对世界的影响进行再思考，为将来进一步分析世界经济走势提供了多角度的视野。
　　
　　（二）对经济全球化的再思考
　　
　　对于经济全球化，人们大多有这样一种共识：谁能够以高新技术创新为基础，以控制世界资源的流向和经济产出的流向为手段，以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定保证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根本利益，谁才是全球化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否则将承担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成本。
　　从世界经济角度来看，网络和信息技术、金融创新使美国利用全球化平台，走向世界，获得了来自世界的大部分利益。今天的世界经济中，只有美国能够做到这点。一个很清楚的事实，世界经济失衡产生了世界生产与世界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证券化的力量失衡地配置资源，必然导致新产生的财富世界分配的失衡。今天世界各国的国际收支中，贸易顺差、逆差互相流动，为什么世界贸易的顺差最终没有选择地一定要流向美国去?换句话说，美国是不是通过全球化的平台控制住了整个要素的流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就应该特别注意金融创新这个名词。因为在金融领域，风险无法消灭，但总是有办法转移。而且任何一个转移风险的工具，一方面在平抑某一层面风险的同时，总是在另一个层面创造更大的风险。然后人们把它更深层次地证券化，更深层次地把这个风险转移。其后果是，这种转移在更大的层面上制造了更大的风险，为危机扩展提供了新的平台。
　　国际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告诉我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加深，其非均衡的传导作用就越剧烈，就越容易使世界经济的非均衡从一个经济体传导到另一个经济体，从一个行业传导到另一个行业，从而形成全面的冲击。次贷危机之后，人们对于全球化的前景已经不那么乐观了，开始反思全球化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利用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转嫁金融风险引发了新一轮对于全球化的理性思考。例如，在金融危机逐步深化的周期中，昨天人们还在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今天就要经历着痛苦的债务清算和“金融去杠杆化”过程，仅不到一年时间全球就经历了从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紧缩的重大逆转。
　　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在继续扩散，这场金融危机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并持续多久，事实上充满了不确定性。由于发达国家金融领域普遍出现信用和信心危机，资本市场、信贷市场的活力减弱，商业银行普遍惜贷，对工商业实体经济活动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减，金融危机的风险逐步向实体经济蔓延。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暗淡，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世界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将放大次贷危机对全世界实体经济的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大概是这次危机难于渡过的症结。
　　
　　（三）对社会生产要按比例协调发展与平均利润率规律作用的再思考
　　
　　很多人把美国股市、房地产泡沫归咎于美国银行家的贪婪，也归咎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长期维持低利率政策，导致借款价格过低，变相鼓励个人、家庭或企业不顾及自己的信用去借贷，去搞房地产，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引爆次贷危机。
　　与此同时，人们在探讨，美国在金融衍生品监管方面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信用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原则，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现金流，而寄托于抵押物品上面。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住房抵押贷款贷给了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同时又寄希望于这个产品永远在低利率的环境下生存，即使还款人无法偿还，房价还在不断上涨，抵押物变现之后的资金足以偿还贷款。二是衍生产品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的原则，致使风险无限积累，超出了市场参与者可承受的范围。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买到的这个产品的原始产品是什么、风险是什么，多次积累风险，因而引发风险蔓延。当然人们也还把此次金融风暴的爆发归结为评级机构的失职，政府监管政策的失误等等原因。不过在笔者看来，次贷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另有根源。
　　笔者认为，这次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是社会生产要按比例协调发展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简单说来，就是社会生产与流通失衡的结果。众所周知，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就是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的发展要均衡，要协调，不能厚此薄彼。平均利润率规律就是说，对于任何人，等量的资本投入会带来等量的资本回报，不管你投资的是什么部门，什么行业。如果这些社会生产的基本规律遭到破坏，社会经济的危机是迟早的事情，而不管在技术层面监管有多缜密、多严格。
　　此次次贷危机，当投机者预期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涨，就会千方百计获取信贷资金以参与投机买卖；同时资产市场的预期高回报会诱使许多企业放弃长期实质投资，加入到短期投机行列，大家都去投资金融，这就违背了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规律；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增大资产价值，将价值迅速放大的股票和房地产作为抵押物，反过来又可以获得更大的信贷资金，只有金融行业最赚钱，这就违背了平均利润率规律，于是整个经济金融体系很快形成如下的疯狂链条：资产价格泡沫－企业和个人资产急剧放大－大量信贷投放进一步促进资产价格暴涨－更多的信贷投放。一旦上面的两条规律发挥作用，泡沫就会破灭，疯狂链条就迅速逆转：企业和个人无力偿债和破产－银行资不抵债和坏账累累－银行收缩信贷进一步迫使企业和个人经营困难和破产－银行体系资不抵债和坏账更加严重。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可以跨越国界，不同产业或获得的要素的客观比例，也可以跨越国界展开，平均利润率规律也会在世界范围发生作用，从而延缓某些矛盾的激化，但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世界经济自身已经难于平衡巨大结构失衡时，矛盾就会以难以想象的激烈程度爆发。当虚拟经济在全球获得了无可比拟的高回报，人人都要进入虚拟经济获取暴利，资源大规模地从实体经济抽出流入股市、债市、房市，一方面虚拟经济中的资源相对于利润率严重供过于求，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因资源抽逃而难以为继，资源不仅供不应求，而且成本由于虚拟经济的拉动而飞涨，其结局可想而知。一个经济在崩盘之前，共有的规律一定是流动性在虚拟经济过剩而在实体经济奇缺，经济规律将强行体现作用，新平衡将以巨大破坏得到恢复。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调整就是这样的过程。
　　
　　二、世界经济增速放缓，金融动荡向全球实体经济蔓延
　　
　　21世纪初，在摆脱新经济泡沫破灭带来的衰退之后，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连续5年保持4%（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PPP方法核算）以上的增速，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没有过的高增长时期。直至2005年上半年，由于世界经济失衡和发达经济体增长下降，世界经济增长曾有所减慢，但是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和贡献加大，世界经济逐渐恢复稳定。事实上，从2005年到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相比显得模糊和脆弱，结构调整没有到位使得世界经济没有出现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投资热点和新增长点；其次，全球发展失衡加剧、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流动性过剩和金融危机等诸多因素拉低了人们对经济长期增长前景的预期和信心。
　　直至2007年，经济增长的放缓还仅限于美国。而2008年，最终需求占世界总需求的1／4的美国（按现价计算），其经济增长的减缓对全球经济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另外在2008年，由原材料价格推动的通货膨胀的加剧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消费信心的下降也为世界经济增长蒙上阴影。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家也向美国一样经历着房地产价格过度上升之后的深幅调整，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经济动荡开始向全球蔓延。
　　
　　（一）工业发达国家步入衰退
　　
　　2008年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增长进一步减缓。尽管美国经济在一揽子财政刺激政策的拉动下强势增长，但由于欧洲和日本经济滑坡，第二季度整个工业发达国家按年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率仅为0.8%。美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出口拉动，国内需求依然疲弱。税收支票的使用，刺激了私人消费的增长，但私人房地产和建筑投资仍在大幅下降，设备投资也出现下滑。尽管经济实现了增长，但就业市场依然低迷。新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从2008年初起，就业岗位减少了60万个，失业率上升到6.1%，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7个百分点。
　　欧元区经济由于欧洲金融市场与美国金融市场联系较深，当次贷危机发生后，欧洲的银行业和金融市场首当其冲。法国巴黎银行、瑞士银行等银行金融机构纷纷爆出次贷损失。随着金融资产的大幅缩水，银行等金融系统的放贷意愿和能力都受到影响，市场信贷紧缩随之出现。相比于美国，欧元区的间接融资比例较高，经济增长中源于银行的资金贷款高达60－65%，因此欧元区经济对银行系统的融资依赖程度更高，信贷紧缩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也更为明显。以居民消费为例，当次贷危机发生后，欧元区私人消费增速趋于放缓。而区外贸易特别是对美贸易中，高端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也使得对外贸易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加深，美国经济衰退带来的冲击也更为明显。而对于欧盟区一些新加入的小国而言，由于外来资本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受信贷紧缩影响，外资流入规模的降低也对这些国家的消费、投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日本从2004年开始的景气回升已走到尽头。工业生产从2008年年初就已开始回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大幅下降26%。外需曾是带动近两年日本经济回暖的主要因素，但第二季度出现大幅下降。国内需求依然疲弱。公共投资和私人住房价格拉动的物价上涨，实际可支配收入缩水，居民消费持续低迷。劳动市场也出现连锁反应：就业增长停滞，失业率开始上升。
　　2009年情况更加严峻，美国第一季度经济环比下滑1.5个百分点，欧元区则环比下滑2.5个百分点，日本更为糟糕，下滑达4个百分点，使得世界经济的复苏姗姗来迟，甚至还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拖累了世界经济的探底与复苏。
　　
　　（二）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明显减弱
　　
　　2008上半年，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增长也显著放缓。投资和消费仍持续快速增长，但能源价格造成生产成本上升，对增长构成威胁。各项指标显示经济运行在减缓。由于出口受全球经济疲软和人民币升值影响而显著放缓，设备投资增长也因奥运投资结束而放慢，中国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幅减至6.8%，2009年第一季度为6.1%，是2005年底以来的最低增长。2008年上半年，印度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匮乏。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仅上升7.9%，远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工业部门增长减速最为明显，6月份仅为5.4%，服务业首次出现下降。受金融危机深化影响，第四季度增长6.5%，为全年最低。
　　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也明显减弱。高通货膨胀压制了私人消费；由于经济前景看淡，第三、四季度投资增长明显放缓；近期内随着亚洲货币兑美元汇价的下调，出口增长略有回暖，但仍处于5.0%的相对低点。拉美国家经济增长2008年第一季度时就明显减速，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虽增长5.2%，但环比仅上升0.6%。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增长滑落最为显著。在墨西哥，美国需求下降导致其出口增长受阻；而食品价格的攀升也抑制了私人消费需求。哥伦比亚紧缩货币政策明显打压了消费和投资的意愿。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停滞制约了其增长步伐。只有巴西经济在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下保持5.8%的增长。
　　
　　三、全球经济失衡的规模增大导致调整成本增大
　　
　　全球经济利益分配的失衡，主要是通过中心国家的金融市场来实现的，而中心国家金融市场失灵则会使失衡的全球经济走向衰退。世界经济失衡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在很多人看来，失衡是全球经济结构问题，笔者认为，失衡更多表现的是世界资源配置、全球财富生产与世界经济中财富分配的扭曲，生产与分配在地域、产业中的严重失衡。全球经济的这种资源配置、生产和利益分配的失衡，主要是通过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加工，以及中心国家的金融市场来实现的，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生产能力的过剩、中心国家金融市场失灵则会使失衡的全球经济走向衰退。
　　从理论上讲，世界经济的失衡，可以被认为是生产财富的资源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中配置比例失调，利益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分配失调的结果。价值是在生产领域中诞生，却是在流通领域中实现的，流通和生产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流通服务于并反作用于生产。但是，如果流通的作用超过了生产领域的实际需要，调整就必然发生。当然，这种生产与流通的比例关系，在封闭经济条件下，要在一个经济体内部得到反映，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则会在世界范围形成生产、流通的适当比例，只有当全球的生产、流通失衡，自我调节无法进行时，这种失衡所要求的全面调节才会发生，而代价比在一个经济体内要大得多。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成为所谓“世界工厂”是以华尔街为首的世界金融资本在全球生产力布局的结果，是世界金融资本在全球重新配置资源的结果。
　　这次金融危机深化了全球经济的失衡，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没有找到科技创新的突破领域时，全球失衡将持续面临矛盾积累的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美国的做法一定是将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成本通过转嫁的办法，例如利用本币贬值、通货膨胀等方法转移到贸易伙伴国，即贸易顺差国。近十年间，在全球经济中，经常性项目的顺差国主要是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石油输出国家，而经常性项目的逆差国主要集中于美国。在这一时期中，欧元区国家的经常性项目略有顺差，但波动性很小。贸易逆差集中于全球中心国家的事实，会使全球经济失衡调整时出现成本收益的不对称现象，即贸易顺差国家会承担更多的调整成本。但是，从贸易顺差国和贸易逆差对全球经济失衡同时进行调整的角度看，顺差国必须在实物经济领域中将资源由贸易部门转移到非贸易部门，而逆差国则需要将资源由非贸易部门转移到贸易部门。就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看，这种变化需要对世界各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其调整成本对双方来说都是巨大的，所需要的时间也将是漫长的。
　　另外，以虚拟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既是美国新经济以来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之一。经验观察，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国家，其结局大抵是经济崩盘，美国、日本、英国和新兴的经济体香港等，概莫能外。原因非常简单，房地产如果满足的仅仅是消费需求，它的规律遵循商品供求；但如果房地产作为一种金融产品，甚至被衍生多次，则它遵循的是金融衍生品的规律、虚拟经济运行的规律，在失衡的经济中，不崩盘是很难的。如果此次危机意味着美国虚拟需求增长方式的调整，那么毫无疑问，这次危机也预示着对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开始。美国这场次贷危机与2001年前后的信息技术泡沫危机的最大区别在于金融机构选择了非贸易品部门作为资产泡沫的炒作对象，并且尽其所能在不断扩大它的范围。非贸易品部门的虚拟需求虽然其衍生金融产品可以在全球范围转移，但是其真实需求部份则只能依赖于美国的实际购买力，因此，虚拟需求的泡沫在房地产行业的真实需求支撑远远不及信息技术行业。这就决定了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调整深度远远大于2001年的调整。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经济的深度调整大大增加了经济何时复苏的不确定性。
　　这次金融危机也是重新洗牌的一个过程，一国在危机面前的控制力可能会使世界经济重新洗牌，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可能被重新定义，不会再从经济的总量和价格的操纵上而是从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和抵御危机的能力上来重新定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全球将目光转向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大国势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这也将推动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和演变。然而，笔者对此存有疑义：中国和印度，人口25亿，但每年消费仅3.7～3.9万亿美元，而美国3亿人口的年消费额达到近10万亿美元，从这样的角度考察，世界经济的复苏，更多地还要期待发达经济体的复苏。
　　
　　四、世界经济格局面临调整
　　
　　（一）贸易格局
　　
　　随着2009年各国先后进入零利率时代，在政策层面上可能都会以财政政策为主，同时也可能在单个国家爆发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和保守主义倾向。战后的新自由主义框架也许会在这个时候进行微调，例如美国的经济政策就在以新古典主义向新凯恩斯主义转变的形式进行调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经济刺激方案中提出了“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条款，欧盟认为只使用美国钢材的计划是一个“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信号。从全球贸易格局来看，欧盟比美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冲动可能更强烈。因为欧盟遇到的困境要比美国大一些，会更加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和投资，严禁资本的对外输出和非本地区贸易产品的输入。而欧洲产业和亚洲产业之间存在同质化特征也是导致欧洲保护自身市场的重要原因。例如英国反对使用外籍劳工，提出要求保留“英国的工作给英国工人”（British jobs for British workers）的呼吁。法国政府要求汽车制造商承诺不会将工作或生产转移到国外，否则不予提供60亿欧元的救助，并且必须购买法国国产的汽车零部件等等。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各国采取一系列救助计划和保护本国市场的政策，以及2008年7月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使得很多国家政府担心可能诱发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但是笔者认为，虽然贸易保护主义会有一定的抬头，但不会泛滥成灾。这主要归因于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美国、欧盟（EU）等主要成员制定的规则限制了关税提高的空间。历史上有过相似的前车之鉴。20世纪80年代，美国、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实施了一轮保护主义措施，加剧了各国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危机。各国政府现在都会避免再发生这种情况。毕竟，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依存度增强，再度回归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的时代不太可能。但是还要看到，各国可能在采取的贸易保护形式上会有所变化，不会采用传统的关税和配额等措施，更倾向于采用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定模糊的措施和非关税壁垒等政策措施。
　　
　　（二）金融格局
　　
　　金融危机后有人提出美元是否会逐步边缘化，我们认为不是这样。但是如果美元不断贬值，欧元的地位包括其他主要货币的地位是否会发生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会不会发生变化?未来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金融格局?答案则是肯定的。但问题是，美国经济的弹性、美元的弹性远大于人们的预期，美国经济自我调整的能力非常强大。在可预见的未来，超国家主权货币取代美元的核心地位是相当渺茫的。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之中，美元都是货币体系的唯一核心，而美国次贷危机深刻动摇了美元的货币基础。有学者认为，欧元、英镑或是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市场货币将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唯一核心。实际上，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而言，欧元或其他币种能否承担唯一核心的职责并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一个且仅有一个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适应经济、金融发展变化的需要。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几乎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然后通过美元的贬值以减轻外债负担。这一货币地位也被用来转嫁危机。美国出现贸易赤字时，就多发行美元来弥补赤字，输出通货膨胀转嫁衰退。目前各国建立多元储备池，要求在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就是金融危机后对单一货币体系进行调整的一种尝试。从世界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国际金融格局将发生渐进式的改变，其重塑将是一个全球性的博弈过程，向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迈进是大方向，但速度很难预料。
　　
　　（三）要素格局
　　
　　由于次贷危机引起美元不断贬值，全球要素价格不断上涨，供求格局发生变化，资本的流动方向也会发生一些逆转。如果美国不再是一个安全、回报率高的投资场所，那么这些资本将流向何方?资本市场最根本的作用是配置资源，现在却变成调整收入分配的手段了。在这样的格局下，资本的流向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在危机之后，国际游资依然在要素配置上利用投机无限炒作，那么，未来国际市场要素配置的格局和要素价格的确定，就依然充满不确定性，这种状况对未来的世界经济增长负面影响大而正面促进作用小。
　　
　　（四）产业格局
　　
　　当今世界经济中的格局，有互补，有竞争，中国的产业格局调整发生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的过程中。如果这次世界经济放缓，会迫使中国从内部重新进行产业格局的调整，当然这种调整是有代价的。首先，美国总需求水平下降后所带来的市场总体份额缩水，必然会导致国际商品市场竞争程度加剧，其直接结果便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争端增多。其次，假如此次危机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转为资源向新的高科技领域的投放，如环保节能型产品的出现以及在生产领域中的运用，在这种情形下，美国会进一步通过新的市场标准和环保节能标准对外围国家的传统制造业进行限制，外围国家的出口企业可能会面临新的市场标准和环保标准的考验。最后，当美国新技术在生产领域中的运用也遇到障碍后，美国当前的经常性项目的巨额赤字将难以维持，那么美国不得不进行的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将会是资源从非贸易部门向贸易部门的转移，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控制从非物质权力转向物质权力。这将对全球的产业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五）世界经济利益格局
　　
　　根据国际经济学最基本的不可能三角形理论，在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下，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相对稳定之间要重新寻找契合点。此时应适当放弃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把汇率的稳定作为一种政策选择。中国是从封闭走向开放，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不可能三角形中间，需要将稳定放在第一位，在稳定的基础上再深化金融改革。某些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泰国等国家的历史已表明：过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会形成对本国货币和汇率的连续冲击。另外，从利益分配的经济学角度看，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出现必然导致财富从债权人向债务人的转移。上世纪70年代，美国正是通过向欧洲国家输出通胀来转嫁美国的经济衰退。根据欧洲以往的经验，避免外生性通胀的主要办法是放弃与通胀输出国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由此看来，我国人民币有效管理汇率浮动空间，并对金融市场开放领域有所保留，是对外经济政策的必要手段。从短期应对金融危机的实际效果来看，稳步开放更有利于降低外部经济危机对中国的传导强度。
　　
　　（六）世界经济协调格局
　　
　　全球经济失衡中实物经济领域的失衡与金融领域的失衡相脱离，这为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协调增加了难度。从资产负债的分布地区来看，美国资产的一半以上、负债的40%以上都来源于欧洲地区，而美国持有的亚洲地区资产不足总资产的20%，对亚洲地区的负债也仅占总负债的30%左右。但若从美国的地区贸易权重上看，欧洲地区在美国贸易中所占权重仅为27.3%，而亚洲地区的贸易权重为41.2%。因此，欧洲地区与美国的关系准确地说应该是金融伙伴关系，而亚洲地区则与美国是贸易伙伴关系。所以，欧洲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更大，形势也更为严峻。欧洲的银行持有大量的美国次贷产品，同时冰岛、英国等国银行业过度扩张使其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也较大。因此，国际经济的协调应该是两个方向上的调整，即美国与欧洲之间和美国与亚洲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失衡的纠偏。
　　国际机构组织协调的困难在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下降，意识形态成本成为重要考量因素。从历史上看，国际经济协调一般是在中心国家地位凸显的时代容易取得成功。审视西方经济循环，人们似乎发现总是美国率先走出低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认为，世界经济必须有一个超级大国作为稳定者，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产品提供一个市场，保证资本充分流动，并在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发挥救助作用。不但危机时期需要一个稳定者，在正常时期也同样需要。
　　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矛盾在于利益分配的不平衡。经济学告诉我们，实体经济领域的贸易失衡主要靠调节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而金融领域失衡则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划分利益。金融危机下全球化的逆转意味着政府经济职能的复兴，国际范围内企业的竞争将会让位于政府间的博弈与角力。无论是七国集团（G7）、八国集团（G8）、二十国集团（G20），还是一些人在奢谈的中美国集团（G2），此次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协调的难度增大已经是2009年不可回避的事实。2009年之后，世界经济的复苏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目前的救助计划充其量能够维持全球经济的脆弱前行，全球在进行深层次结构调整的同时，最终能否找到实现新一轮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这才是世界经济回暖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