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建国后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来看,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既不能过于紧张,又不能松散错位,应在对话交流中实现有机统一。国家意识形态要引导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汇聚形成,应从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原则、社会基础和思路方式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国家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结构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5—0032—03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问题逐渐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从建国60周年学界讨论的几大话题来看,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建设领域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是众多学者热议的话题之一。笔者认为,意识形态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讨论。本文试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通过对建国后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的历史回顾,分析意识形态建设在不同阶段成败得失的具体原因,以期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提供理论参考。
　　
　　一、意识形态及其类型
　　
　　“意识形态”最早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提出,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初衷在于成立一门专门研究人类思想和观念的学科。后来,由于拿破仑指责以特拉西为首的观念学派是空洞之说,“意识形态”研究的相关观点被贬义为“空论”。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使用“意识形态”一词时引入了阶级概念,意识形态被视为是来自于某特定阶级或群体的一组观念,表达的是自身阶级的利益。②马克思之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努力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得到了创造性的拓展。随着以拉克劳和墨菲等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意识形态研究又增添了阶级政治、文学审美、精神分析等多个维度,“意识形态”的内涵在激烈的交锋与对话中得以丰富。③
　　虽然“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充满歧义,至今还未形成一致的定义,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作为“意识形态”概念的核心内容——思想意识或价值观念,体现在了不同论者的研究中。从这个核心定义出发,我们可以通过划分意识形态的类型来把握它在实践中的具体形式,从而为下面对中国意识形态转型问题的解读提供概念铺垫。
　　既然意识形态的内核是价值观念,那么它必定依附于相关的行动者,所以从行动主体的角度,可以把意识形态分为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两种。国家意识形态是指在国家层面所主张和推行的一套思想观念和价值信念体系。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意识形态集中表现为政党意识形态,所以在一个社会中,执政党所代表和主张的价值观念常常会在国家层面体现出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是为国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证明。④社会意识形态是指在社会群体层面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或价值信念,它反映的是不同社会阶层或利益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与国家意识形态强调一致性、连贯性和稳定性不同,社会意识形态具有天然的多元性、差异性和变动性的特征。因为社会变迁必然带来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引起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所以现实的变动会使不同阶层或利益群体原有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社会意识形态的分化和变动。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在于表达和整合社会群体的不同价值观念,为个体或群体的行动提供合理性说明。
　　从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看,又可将意识形态分为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前者意味着某种价值观念相对于其他价值观念来说具有支配、导向的作用,通常是在有意识、有目的的建构中形成。而后者强调的是某种价值观念相对于其他价值观念来说有更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能够被更多的社会行动者共享,它通常是经过行动者的主观认同而形成。主导意识形态不一定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但主导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国家稳定、社会团结具有重要作用。
　　综合上面两种分类,意识形态的类型又可以划分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笔者认为,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两者协调一致,即国家倡导的价值观念能被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或者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层面得到支持和推广,那么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就相对比较稳定。反之,如果两者之间的张力过大,国家政权不仅会面临合法性危机,而且社会群体的真实观念和价值理想在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压力下由于得不到正常表达,会引起社会冲突或社会分裂。本文就是以这个基本判断为基础来研究建国后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与转型的。
　　
　　二、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意识形态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的政权性质决定了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方向和任务,即通过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肃清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的加强,为巩固新生政权争取思想基础,为集中各方力量建设新中国赢得必须的舆论环境。因此,党和国家在建国初期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方式是:一方面,通过建立马列学院和各级党校等专门教育机构,对广大党政干部进行制度化、系统化的理论培训,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党政工作中的思想指导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在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等广大知识分子群体中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和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学术思想界的理论指导地位。⑤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围绕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任务,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方向是,通过社会主义理想教育和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为“三大改造”顺利进行提供思想保障;同时通过加大宣传教育,全面确立马克思主义、* 思想在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⑥这一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为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重大政治目标的稳步实现,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得以提前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反过来,这些经济社会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又增强了马克思主义、* 思想的权威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逐渐被社会大众所认同,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实现,党在1958年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实践过程中只片面强调“快”,导致了大跃进等激进运动的出现,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后来党纠正了总路线中违背经济规律的左倾思想,及时调整了经济建设目标,经济形势得以暂时好转。但由于随后党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了判断失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党和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偏离了正确方向,导致了个人崇拜的盛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由此开始。
　　回顾建国后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可以发现,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成效显著。马克思主义、* 思想不仅是党和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也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信念作为一种信仰,日益深入人心。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统一,为建国后我国政权的稳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国家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建国后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也出现了不少错误。如,党的意识形态路线逐渐偏离了起初的方向,将马克思主义真理绝对化,对其他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持全面否定态度,这虽然有助于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权威,但同时也抛弃了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中的诸多积极因素,使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没有得到有效的延续和继承。意识形态领域在追求整齐划一的同时日渐保守和僵化,束缚与制约了当代中国的思想创新能力与社会活力。⑦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的转型
　　
　　粉碎“四人帮”后,以批判“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党和国家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路线,重新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方向,决定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可以说,意识形态领域的解放是整个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时代的第一步。改革开放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主要围绕国家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平稳顺利进行提供思想指导。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中的第一大思想结晶。邓小平理论作为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重大突破,是中国顺利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稳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的思想前提。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和国家在新时期为转变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基础在意识形态建设上作出的理论创新。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与时俱进,提出并形成了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即科学发展观,不断对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提出理论和观念创新。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大幅提高,足以说明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后的转型是及时的、成功的。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社会关系的改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虽然对中国经济现代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制度影响,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传统社会信任关系遭到破坏,社会道德和伦理价值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日渐被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急功近利思潮侵蚀,社会意识形态凸显了工具主义的倾向。二是改革开放后,中西方文化交流日显频繁。一方面,西方文化通过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的精英文化产生影响,自由主义、权威主义、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思潮不仅在知识分子中间广为流行,而且成为他们参与社会制度改革的知识话语和价值主张。另一方面,一些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通过服饰、饮食等日常消费行为,逐渐被社会大众认同和接受,成为一种流行文化。三是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社会利益分化和社会矛盾日渐凸显,边缘和弱势社会群体在利益得不到公正表达的情况下,各种宗教和传统民间信仰成为填补他们物质缺失的精神补偿,近年来的宗教热和信仰热已经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四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信息网络化和文化影视化的影响下,各种社会思潮出现了更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渠道,意识形态感性化趋势无疑又增加了社会意识形态存在变化的复杂性。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最主要的特征是,社会意识形态摆脱了改革前国家意识形态一元化的压制,在相对自由的空间中多元化发展,但同时快速的社会变迁又使其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缺失成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转型的突出问题。
　　
　　四、结论与建议
　　
　　从建国后至今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来看,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前,虽然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高度一致,但这是以前者对后者的压制和替代为前提的,因此,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过度紧张,是改革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停滞不前的重要思想根源。改革开放后,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逐渐放开,国家意识形态不再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全面的干预和改造,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虽然改革开放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与时俱进,创造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为中国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支持,但国家意识形态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并没有做到及时的对话沟通,以致不能有效引导和回应社会意识形态表达的不同利益要求和社会心理变化。过度松散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无疑会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形成挑战,也会对社会稳定和国家政权合法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如何从战略高度出发,正确处理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建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当下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问题。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原则。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如果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过度紧张,那么社会就会丧失发展活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就会变得单一脆弱;如果两者关系松散错位,那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就会缺失,造成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下降。因此,建构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要处理好国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动性和多元性的内在矛盾关系。这要求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必须注意社会意识形态的动向,通过主动对话,增进了解和互信,积极把握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的不同民众心理,通过理论创新,增强国家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影响力。
　　二是意识形态建构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表达的是这个阶级的利益价值,所以意识形态建设的宗旨就是正确处理不同社会阶层或利益群体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关系。国家想要有稳定坚实的执政基础,就必须协调解决精英阶层和社会大众的利益矛盾和价值冲突,能够让尽可能多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在国家意识形态中找到表达自己价值利益的相关内容,增强国家意识形态容纳汇聚多元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共同价值的能力,从而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创造条件。
　　三是意识形态建构的思路方式。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一般是某种体系化的思想理论,注重连贯性和稳定性,而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则非常灵活,既有上升到某种理论高度的思想学说,也有停留在意识心理表层的具体思想观念,所以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思路不能仅从理论自身出发,追求创造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某种理论观点,而应该注重从实践出发,以社会意识形态中表达的社会大众的思想价值观念为建构基础,这样才有助于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沟通融合,从而汇聚形成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注释
　　①[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12页。
　　②[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三联书店,2005年,第217—223页。
　　③郁建兴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新发展》,《哲学研究》2007年第10期。
　　④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5—339页。
　　⑤⑦陈红英:《建国初期党对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及其启示》,《党史文苑》2009年第3期。
　　⑥王东明:《建国初期新政权合法性与意识形态资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2期。
　　⑧刘少杰:《新形势下的社会意识形态转型》,《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
　　责任编辑:思 齐